C2 阿芙罗拉
1927年中苏断交时我五岁。
母亲也在那年与父亲决绝。
四一二清党，蒋先生一声令下，国民党党员从一百二十万降至二十万，超过八成党员被自己人干掉。父亲站在那二成里冷眼相看，而母亲抛弃了抛弃了她的党，也抛弃了我。我已不太记得她的样子，也不思念她。我只是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如何能为了天下却不能为了我？
九一八事变後，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趋缓，开始就达成军事同盟进行谈判。卢沟桥事变后，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军援，我父亲便是那时派往苏联接洽的官员之一。40年他把我接到苏联，父亲原希望我读工科，可我没太大兴趣，那时苏德之间正处蜜月期，于是我便选择了德语系。有父亲的关爱，远离了国内的战乱，大学里又认识了不少可爱的同学，我过得还算愉快。可惜次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父亲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指责，回国检讨。两个月後，德国来犯，我便困在了苏联。
列宁格勒的学校给炸烂了，我跟几个同学一时脑热，自愿从军，利用自己有限的德语，帮忙制作策反传单什么的。转眼已是44年冬，苏军这边形势渐渐明朗，而中国国内还在跟小鬼子杀得眼红，豫湘桂会战的战况听得令人气沮。我留着命，哪里需要哪里去，东转西移，因为所学的专业，竟在涅瓦河畔的临时集中营干上了文书工作。
接收战俘的第一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黑压压一群的德军官兵，大冷天儿地穿着夏季单薄的破衣烂衫，失魂落魄、歪歪倒倒涌到空地上。他们一个个目光空洞地应着到，旁边的苏联士兵稍不满意便是一枪托砸下去，鲜血迸流，甚至飞溅到我的帽子上。
三十几个海因里希，二十多个弗雷德里希，十几个弗里茨、弗兰茨、鲁道夫、阿道夫、卡尔、路得维希、路加……光是点名核对就费了两个多小时。这些人有的与我父亲年纪相当，有的比我表弟还小，我机械念着这些大同小异的名字，那些模糊的面孔也便浑浑噩噩地回应着。其中有一个，也叫海因里希的，党卫军少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挣扎站起，佝着背，英俊的面容扭曲着，痛苦得无法应答，我心一软，跳到下一个。
他们在我面前脱得精光，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几支不同方向射来的冰冷水柱疯狂冲着，他们摔倒，堆叠，在屎尿血水与冰雪泥淖中挣扎，那天的消毒结束时便有十几个战俘的名字从我手中的名簿划去，而我今后每天都要重复忍受的煎熬，便是删除一个又一个昨天还叫到的名字。他们只尝到了皮肉教训，还未接受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改造便死去了，我以为自己是个牧羊人，可皮鞭却不在手上。
德国战俘们被剃成秃瓢，连下-体的毛也不放过，这固然是卫生所需，却更是羞辱所要。白花花的一片男子裸体袒裎在我面前，头颅上剃出的道道血印，狗啃似的下-体，身上豁开的伤口，各类红斑、水肿、脓疮……我目瞪口呆，不忍直视，这已无关情-色，分明只是个修罗场。
此时，没人记得我是女人，也没人记得他们是人。大家都是禽兽。
德国人杀苏联人，苏联人杀德国人，你狠我更狠，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冤冤相报何时了”，更不可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唯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平时与我相熟说说笑笑的士兵，忽然变成了魔头。当然如果有人问我，眼前站着的是烧了你的家杀了你家人的日本鬼子，你该如何？所以不管士兵们做什么，我也只能无言以对。
德国人付出了代价，光是白俄罗斯战役便有54万人被歼，海因里希·安布鲁斯特惨不忍睹的伤口便是这场战役的烙印。后来我问军医叶夫根尼·西罗多夫同志，他拿尺子抽在海因里希的肩伤上，确实是检查需要吗？
“当然不是。”叶夫根尼说，“抽多少下都不解恨。”
其实他也只念到大三，全家都死在战火中，若他那时在医务室里恃刀逞凶，血溅当场，也是合情合理。尽管手术台上的德国人痛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尽管叶夫根尼坚持说，他只是为了实习，可我知道叶夫根尼是好人，毕竟他花了几天时间，不眠不休，给不少战俘做了手术，而不是像我听闻的其他集中营那样，任战俘们自生自灭。但我也知道他非常痛苦，德国战俘连续数日的惨叫声满足了他的感官欲望，却无法救赎一个医者沉沦的心。自主实习半年后，叶夫根尼告诉我，他再当不了外科医生了，现在的他，一拿起手术刀，手就开始抖。
战争还没结束，我们便已彷徨无依，该如何对敌？是杀是虐？又该如何对己？是纵是放？我们躲过了斯图卡的轰炸，挺过了列宁格勒大包围的饥饿与严寒，把肉体上的折磨双倍奉还给敌人，但你得承认，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双向的。
下地狱的德国人每天都在清理他们造成的废墟，徒手拆除残垣断壁、搬运石块瓦砾，营里几十个的阿道夫、鲁道夫，其实都可以统称为清道夫。如果他们中的谁不幸扎了钉子，染上破伤风，唯一的去路便是蒙主召回。
有一次我夜里口渴去厨房找水，这才知道海因里希常常半夜被值勤的士兵叫起来去卸煤，他必须用受伤的左肩扛着煤筐，一趟一趟送进指定地点。好不容易卸了货，看守飞起一脚将他踢进煤堆里，好好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成了黑炭。
所谓虎落平阳，也不过如此。
“别尔夫什卡”，我冲那个红脸膛的年青士兵笑笑，他也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仿佛一个调皮的孩子打碎了窗玻璃被我逮个正着。
人性本善吗？又或者只是大家的兽性还没找到宣泄的理由。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好呆在厨房对着课本，希望无师自通，希望看守们看到我笑笑，然后海因里希不要变黑。
海因里希是邪恶的党卫军，万恶的纳粹，所以他卖力地帮我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换了灯泡。他站在高处向下俯瞰着我，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却仿佛天神一般的英俊。
可是呆子……你要我如何再想一个理由可以夜夜守在厨房？
初夏来临，彼得罗夫同志带回一些珍贵的食物，每个工作人员都分到一枚鸡蛋、一点儿白糖和两个番茄，我忍不住奢侈地做了个凉拌白糖番茄，剩下的……我叫来了海因里希。
很遗憾，他完全不能欣赏我的烹调，权当完成任务似地草草解决掉我的心意，摔门而去。
次日我接到学校复课的通知，因为列宁格勒的校舍尚未恢复，我们都得转到莫斯科去学习。时间有限，我与叶夫根尼匆匆收拾了行李，告别战友们，当日下午便搭上一辆敞篷军卡奔往首都。
涅瓦河在身后奔腾咆哮，车轮飞驶过一座座废弃的村庄和遍布弹痕的教堂，道旁坐着瘦弱的孩童，白骨卧处青草离离，收音机里传颂着英雄们的遗言：
我们就要死了，但是我们决不离开要塞。
我很渴，但是我不会投降，永别了，祖国。
我们很渴，但是我们没有丢脸。
我和叶夫根尼站在呼啸的风中，泪流满面，期待着黑暗的退却，曙光重临。
熊宜臻（阿芙罗拉Аврора），一九四五年五月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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