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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节 院试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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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波终于过去,虽然不是很完美。

  诸位学子仍然有意见,不过是文人相轻而已。文章到底好不好,你一个人说了不算,要主考官说了算,要大家说了才算。

  公道自在人心,尤其是有李翰林的影响,大家不能太过放肆,太过无理取闹。否则,如果李之郎只是贱役之后,只是商贾之后……如果李之郎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下,那么,公道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

  公道只在读书人。这时一个读书人掌握话语权的时代,幸运的是,李翰林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镇得住场子。

  李之郎带着两位萝莉回到家中,又是少不了一系列祭祀宗庙,大摆筵席的庆祝活动。活动结束后,李之郎依然是闭门苦读,因为还有院试。

  院试三年内考两次,每次两场,比县试和府试考得少一些,时间短一些,但内容大致相同。通过院试的童生,方可以正式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也只有到了这一步,才算真正有了功名,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可以享受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秀才也分三六九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学名全称“廪膳生员”,这是经过官府权威认证的,可以享受各项福利津贴,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补助改善生活;廪生的名额是有定数的,明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月给廪米六斗。用李之郎前世的话说,这些人是真正吃商品粮的。

  其次称“增生”,它和廪生一样,是有一定名额的;不一样的是,增生不享受政府津贴,每月不能领那六斗米粮;增生只是替补队员,主力队员完不行了,你才有上场的机会。

  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这个虽然也算秀才,但水分实在太大。所谓“附”字,其实和三甲进士里的“赐”、“同”是一个意思。但因为进士是皇帝选的,皇帝高抬你当进士,所以称为“赐”;而秀才只是官员们选定的,只能说是官府附送这等人一些秀才的资格,却是不能用“赐”字的,否则要犯忌讳。

  三甲进士虽然受尽白眼,但仍然是进士,比那举人当然要牛叉得太多;而附生尽管地位同样可怜,但面对普通百姓,仍然有傲视对方的资格。

  对于穿越重生而来的李之郎而言,毕竟多了几百年的见识,如果只拿个附生的资格,不免是要羞愧万分的。何况,这一世的老爹好歹也是二甲进士,自己如果只拿个三等的附生,那真心不要给李翰林太丢人,前世所谓坑爹,估计也就这样了。

  李之郎的目标当然是考中廪生,这才是真正的秀才。县试和府试之所以如此招摇,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这个。否则,县试和府试成绩差强人意的话,到了院试你再想排名靠前,那才真要惹来天大的非议。只有县试和府试出彩了,而且是越出彩越好,到了院试的时候,才没人敢小觑你。院试排名靠前,也显得理所应当了。如果有人想把自己的名次刷下去,那可要仔细掂量掂量。

  县官虽小,但也不是吃干饭的;知府虽小,同样不是吃素的。还有那士林清议、民间舆论,李翰林的进士身份等等,都隐隐会影响到院试的排名。

  茗烟和诗雨两个萝莉自从来到府中,也一直显得非常顺从,非常勤快。小孩子最容易追星,而在这个明星匮乏的年代,享誉民间的李神童,就成为了二人的偶像。二人本来就是侍候李之郎的,这下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思想,两个萝莉恨不得天天围着李之郎转。

  只是齐舒要求很严,虽然买来是做丫头的,但李家的丫头,那也要知书达理,必须能够彰显武定李氏一门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所以,两个丫头平日里不但要勤学女红,还要多读一些诗词名文,练一练琴棋书画等等。

  毕竟还只是储备丫头,而不是现在就要开始侍候李之郎的。年纪都太小,尤其是李之郎,还须以学习为主,不能让两个丫头打扰和影响了李之郎的学业。

  倏忽之间,院试的日子也来到了。本次院试依然由山东按察司佥事、儒学提举司提举官薛瑄主持。薛大人此番主持院试,颇有些两难。一方面他希望李之郎能够潜心向学,不要太早参加科举,以免成了明代的“伤仲永”;另一方面他又震惊于李之郎的种种表现和远大志向,不愿过分打击到他。所以,这要不要录取李之郎,着实有些为难。

  最终还是决定录取,而且名次不能太低,否则真得要让山东士林成为大明朝的笑话了。

  再次阅看李之郎的试卷,再次拍案惊奇。

  这一次院试的题目是:“天地之间,有理有气。”这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核心观点之一,即儒家的理气关系。朱熹所说的“理”,有事物之“所以然”的规律和“当然之则”的道德伦理准则两重意义。他把二者综合为一个范畴,然后把它虚构为派生天地万物的最高宇宙本体,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在朱熹看来,“若理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它无形迹、无方所、无造作,那么又怎样派生天地万物呢?于是他引进了“气”的范畴,明确地把理和气对置起来。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在讲到具体事物的生成时,朱熹总是强调理气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他认为理和气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生物之本”,是事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后者只是“生物之具”,是构成事物的材料。他进而明确地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从事实上讲,理气不相离,“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一定要从逻辑上“推其所从来”,“以本体言之”,那么就必须说“先有是理,后有是气”。

  理为根本,气为枝叶;这就是朱熹关于理气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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