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历史的脚步

　　宋景炎三年四月底，出使占城的刘黼、夏士林返回了琼州。他们费了不少唇舌总算为行朝搞到了部分急需的粮食，这大大缓解了岛上的粮食危机，也让为此一直焦虑不安的陆秀夫松了一口气。

　　刘黼、夏士林在占城见到了陈宜中，并且陈宜中在粮食的问题上还帮助他们和占城国主进行了交涉。但陈宜中没有跟他们回来，只是说还要为朝廷住占城进行商议。

　　帝国的朝臣对此议论纷纷，但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此期间和文天祥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交谈。

　　后世研究帝国历史的学者一致公认，帝国历史中最难以明了的是景炎年间的历史，而景炎年间的历史中，最迷雾重重的又是行朝在海上和琼州的经历。

　　由于帝国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是从简，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记录，都很简略。比如像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谈话，在史书上只有寥寥的“帝问对于宋瑞”这六个字。

　　但令人不解的是，帝国核心的几个重臣对于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竟然没有一个留下只言片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在刻意地隐瞒什么。

　　就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会面，许多后世的学者根据文天祥的为人、其后的仕途轨迹、后来帝国政治的进程、以及一些其他大臣回忆中的蛛丝马迹猜测，正是在这次君臣会晤中，宋瑞对帝国君主所说的话，对帝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免不了猜测，但猜测永远不等于历史。

　　对于当时的东来说，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安排宋瑞在行朝的位置。

　　如果让东评价宋末三杰的能力，那么在大局观上，宋瑞绝对会被他排在第一，因为史书上宋瑞的几件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宋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宋军于焦山再次大败后，文天祥至临安，针对日益严重的帝国局势，上疏朝廷：

　　“本朝惩五季之乱，削籓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他的意思如下：“帝国鉴于五代之乱，削藩镇，建州县，虽然足以纠正五代以来尾大不掉的弊病，但国家也因此而渐渐衰弱。所以敌人攻一州，一州陷落，到一县，一县被破。中原沦丧，悔恨不已。现应该在帝国境内分四镇，立都督在那里统领。以广西加湖南，设都督府于长沙，广东加江西立府于隆兴（南昌），福建加江东立府于番阳，淮西加淮东立府于扬州。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如此，帝国控制的地方将扩大，国力大大增强，足以抗敌。再约定时间共同向前，有进无退，不断地进攻，对方必定会迫于防守，疲于奔命，百姓中的豪杰再趁势而起，那么敌人是不难击退的。”

　　在这篇上疏中，宋瑞不仅指出了帝国自建朝以来在军政上的缺憾，同时对时局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论其方案是否能够奏效，但这是当时整个帝国朝廷里唯一的关于时局的对策，而且它是富有进取心的对策。它充分显示了宋瑞的全局性眼光、以及敢于变革的勇气。

　　可是帝国的大臣们是如何认为的呢？“时议以为迂阔，不报。”

　　当三个月后，也就是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兵破独松关（位于今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临安直接处于元军的威胁之下，帝国朝廷上下大惧。而这个时候，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仅三四万人。宋瑞因此与张世杰私下商议，并再度针对局势提出一个方案：“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则命淮师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张世杰闻言大喜。

　　但当时的丞相陈宜中“白太后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议遂止。”

　　而朝廷的秘书监陈著上疏请从文天祥之议，曰：“与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万有一幸，则人心贾勇！且敌非必真多智力，不过乘胜长驱。若少沮之，则主兵之与悬军，其壮弱即异矣。”

　　陈著认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拼一把，一旦胜了，士气必将大振。况且敌人也不一定就真厉害到哪去，不过是乘胜长驱直入。假如受挫，则主客之势，必将导致强弱之势变了。”

　　陈宜中不仅不听，还将陈著赶出朝廷去了台州。

　　其后，当元军至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他俩人帅众背城一战。陈宜中又不许，“白太皇太后，遣人以传国玉玺至元军营洽降。”

　　文天祥在帝国最危机时刻的几次谋划，说明他的总体能力是高于陆秀夫和张世杰的。

　　但宋瑞不是没有缺陷，至少在实际的军事作战上，他存在很大的不足，说他无知不算过分。

　　比如他在江西，在没有更细致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军，显然有些过于急切。而且哪个在空坑牺牲自己，替他引开追兵的帝国宗室监军赵时赏当时又是如何评价他和部下的呢？“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这一切说明他当时根本不懂具体的军事行动应如何进行。

　　宋瑞同样还有其它的弱点。当他从被押往北方的途中逃回来后，他一见到陈宜中即指责其“当奉两宫与二王同奔，奈何弃其所重，宜中惭嘿，又数诮其怯懦，纪纲不立，权戚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

　　檀公策就是三十六计，宋瑞不仅将陈宜中指责了一番，并且损他：没想到老陈你还将“三十六计走为上”领悟的真好啊。结果“宜中不乐。”

　　而见到张世杰后，宋瑞又问他带了多少兵出来，“世杰以所部对，天祥叹曰：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世杰亦不乐。”

　　文天祥的正直令人敬佩，但在帝国如此危机的时刻，团结应该更重要，因此他被排挤出行朝应当还有其性格上的问题。

　　当他至福安，先是“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后“以国事皆决于陈宜中，议论多不合，固辞不拜，乃以为枢密使、同都督。”不久他离开行朝，单独开府南剑州，会不会他自己也认识到，他已很难和朝中之臣在相处下去了？

　　同时，东也不认为陆秀夫做的不好。当端宗去世，“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郡？’乃与众共立卫王昺。”

　　况且陆秀夫更有“时陈宜中入占城，日候其还朝，竟不至。张世杰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述作，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在帝国朝政的主持上，他的确应该做个选择。

　　虽然后世没有关于这次君臣对话内容的记载，但当时的东，在谈话的最后还是问出了最关键的一句：“文相，您愿意为朕去扫平胡虏吗？”

　　自宋瑞到琼州以来，岛上所见已经令他和部下十分震惊。新军械不说了，城市、房屋、道路的建设完全颠覆了他们过去的观念，而刘师勇和苏刘义的练军法更是闻所未闻。

　　他注意到陆秀夫提过的哪个陛下身边的神秘道士，但更令他吃惊的是帝国君主。不像陆秀夫等人和陛下经常在一起，很多细节被忽略，宋瑞虽然见陛下的次数也不多，但帝国君主的变化，以他的聪明绝对能够感觉到。他有时疑惑这还是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不太懂的小皇帝。

　　可是陛下看他的眼神，哪里面充满的信任无论如何是假不了的，这令他非常感动。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帝国君主的年纪毕竟要比以前大了。

　　宋瑞很明白，陛下和他的这次面对，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帝国权力架构的安排。现在的行朝，陆秀夫实际主理朝政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他是帝师。自己刚回到朝廷，就立刻担任帝国最高职位，这很容易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因此在帝国职位的安排上，很有可能出现陆秀夫排到了他前面的情况。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当帝国君主最终问话时，还是让他不得不认真地想了一下，因为这个问话不是没有其他的含意，帝国的传统可是以文制武。

　　空气中很平静，宋瑞终于答道：“臣愿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帝国的君主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叹息着说道：“委屈您了。”

　　宋瑞心里一热，他认为这是陛下对他的安慰，但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两天后，帝国颁布诏书，正式任命陆秀夫为帝国的丞相，文天祥仍为枢密使。但奇怪的是，陛下没有按以前帝国的惯例，任命左右丞相，而且陆秀夫也没有像他的前任陈宜中那样，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几天后，前往爪哇的冉安国也返回了琼州，他同样不负使命为行朝弄到了急需的粮食，如此，帝国的粮食危机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时间进入到五月，杜浒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但他传递给帝国君主的第一份军情就是坏消息。北元新任的雷州总管蒙古特主动出击，张应科、王用帅军和他交战三次均不利，王用投降，张应科退守雷州海峡。

　　皇宫内，陆秀夫、文天祥、杜浒、刘师勇、苏刘义五人在和陛下商议军情。刘师勇认为水军已堪一战，他有点迫不及待了，而苏刘义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和北兵一较高下。但东否决了他俩的主张：“我们的实力还不足，还要忍。老师，文相，朕看应该将张应科军全部撤回琼州。北兵要是敢渡海，刘将军，在海上灭了他们更容易。你们看如何？”

　　听了陛下的话，宋瑞和陆秀夫也认为，岛上火器制造的数量还不足，同时宋瑞所部刚刚上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而且对新军械不熟悉，主动出击的确还不是时候。

　　但当他们议论的时候，帝国君主的眼睛一直在看向屋外，看向远方，他看的是什么地方呢？

　　广南东路的海边，几艘海船沿着海岸在探察。在领军的都统张达眼前出现了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岛屿，他问领路的当地渔民：“这是什么地方？”渔民回道：“军爷，这里叫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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